中國的企業一直都有一種濃厚的民族情結，動不動就打著支持民族工業之類的大口號，其中有多少真實的愛國情結不敢恭維，但以此作為商品促銷嚎頭的目的卻是昭然若揭，再爛的貨也敢借此名頭抬高價錢來欺騙蕓蕓善良中國百姓。除了用褻瀆一詞來形容外，找不到其它合適的詞語來表達對這些企業的不屑。
    民族產業需不需要保護？答案是確定的，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支柱產業，經濟就難以得到迅猛發展。但問題是在這些產業尚處于弱小之時，要如何保護它們得以茁壯成長？在特殊戰爭時期，人民反敵情緒高漲，對內萬眾一心，此時號召民眾抵抗洋貨支持國內企業的發展不僅可以理解，也可以取得成效。但在現在這種開放競爭的經濟社會，企業不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超越對手、如何充分把握市場發展動向上，而是一味要靠打民族牌來保護自己，說明此企業從根本上屬于“垮掉的一代”。
    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一直都在有效地調配社會資源，作為購買者，所有人都會選擇性價比最高的產品，市場上優勝劣汰的規則對所有企業都是公平的：誰的產品不被市場接受誰就得出局。但是我們有的企業卻好像不懂得這一點，他們生產產品的重點不是放在如何改進自己的生產工藝、降低產品成本、為顧客謀求更多的讓渡價值從而更能為市場接受，而是打著“中國人要買中國貨”的愚蠢口號，以為這種做法可以吸引到消費者。而事實呢？不用猜都可以想到結果如何。
    曾經被認為可以挑戰“兩樂”的汾湟可樂，出場之始就是打著“中國人自己的可樂”的旗幟，試圖在“兩樂”一統江山的局面下，以喚起國人的民族意識，來幫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在前期大量的宣傳推廣的助攻下，汾湟可樂一度也曾輝煌過，市場占有率節節上升。可惜好景不長，由于后期渠道拓展不暢、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市場飽和等種種情況下，汾湟可樂慢慢又從市場中消沉下去了。民族口號并成不了汾湟可樂的救世主。
    可見，產品與產品之間的相拼，拼的不是誰更“民族化”，而是拼管理、拼技術、拼品牌、拼銷售渠道。那些只會打著民族牌的企業其實根本是出于一種狹窄的民族意識，源于一種自卑的民族心理。放眼望去，中國的幾乎每一個行業中，從飲料、空調、電視、手機到服裝，那一種行業沒有最少一樣產品以民族化作為宣傳的口號？是我們的企業都真的弱小到需要靠自己的國人來憐憫救助嗎？還是完全是出于一種對外國商品優良性價比的妒忌？
    我們是否該反思一番了？
    從道德的角度來看，打民族牌自有其道理。但在現在全球資源優化配置、跨國企業都實施本土化戰略的大環境下，一個企業的歸屬問題是難以判定的。一家在中國落戶的跨國企業，可能其注冊地可能是在美國，公司CEO來自日本，產品原料來自馬來西亞，而生產的員工卻是中國人。這樣的企業誰能說得清它是屬于哪一個國家的？從另一方面講，許多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他們為中國每年創造的利稅、解決的就業問題、對社會做出的貢獻比許多中國純粹的本土企業大得多。如果說打民族牌的原意是誰為更能中國謀利益的話，那么這些外資公司比我們本土公司更有權利打著中國的民族牌作為宣傳自己的口號。
    應該說，打民族牌來賣產品不只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日本、韓國也曾一直有類似的舉動，但他們的做法卻與我們相差甚遠。在日本、歐美汽車大舉入侵韓國之時，韓國政府就呼吁過國民積極購買本國汽車車，支持本國汽車產業。韓國政府除了在輿論上引導國民要保護民族產業外，更重要的是采取一系列的扶持企業的措施，從稅收到銀行貸款，到市場準入，全部為這些企業大開綠燈，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的汽車行業發展迅猛，在質量到價格上都足以與外國產品一爭高低，國民買本國汽車產品也自然心甘情愿。這張民族牌打得非常成功。日本打民族牌取得成功也是同樣的道理。
    故此，民族牌不是完全不能打，而是如何打的問題。在這方面，日本與韓國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鑒。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相關政策的扶持，中國的政府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呵護之細致可以說是舉世無雙。在國有企業無力償還銀行貸款之時，政府可以通過行政命令豁免企業的債務，銀行屬于政府，企業也是屬于政府，豁免企業的債務只不過是從同一個身體上割一塊肉補到另一個疤，從表面看，只不過是社會財富的一種轉移。但實際上，這種做法養成了企業的不思進取的惰性，企業就像人一樣，過份溺愛只會導致其失去基本的生存能力。所以喚醒企業的獨立與競爭意識，讓企業到市場環境中接受殘酷生存挑戰才有利于他們日后的發展。從長遠來看，一個民族情結太濃的經濟環境不是一個良性的發展環境，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秩序、理性、法制、開放的市場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所有企業都可以憑著自己的實力進行比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只有這樣，我們的企業才能真正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