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周宏仁

　　黨的十七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推進高新技術與傳統工業改造結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隨著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組建，兩化融合進入實質性發展階段。

　　從4月開始，《中國電子報》將于一版顯著位置開辟“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專欄，約請信息化及工業領域的政府官員、權威專家學者、主導企業領導，全面解讀推進兩化融合的目的和意義，探討推進兩化融合的政策和路徑，分享國內外推進兩化融合的做法和經驗，為兩化融合提供決策參考和有益借鑒，敬請關注。

　　內憂外患的切膚之痛，使中華民族深深認識到，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國家的富強，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也因此成為我國無數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的百年夢想和奮斗目標。然而，在我們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信息革命的浪潮卻已席卷全球，信息化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與此同時，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也成為我國學術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應該先完成工業化，再考慮信息化；或者中國尚不具備搞信息化的經濟技術條件，搞了也是效益極差，浪費資源。有人將信息化與失業相提并論，認為現階段的中國不能發展高技術，不能搞信息化，要“勞動密集”下去，否則，失業問題更解決不了。信息化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還很難得到廣泛認同。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全面、科學地研究和分析了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確定了今后一個歷史時期我國實現科學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和路線。關于今后一個歷史時期我國所面臨的歷史任務，十七大報告提出了“五化并舉”。其中的“五化”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五化并舉”的提出，對過去幾年關于我國究竟是處于“重化工化”階段，應該優先發展“重化工”，還是應該將信息化作為“覆蓋現代化全局的戰略舉措”，“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爭論，作了一個結論，進一步確立了信息化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地位。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還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振興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這里提出的信息化與工業化兩化融合，深刻地闡明了信息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辯證關系，說明了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的目標何在。兩化融合不僅說明了今后一個歷史時期我國信息化的戰略重點之所在，而且也標志著我國的信息化推進開始向著信息化的核心領域進軍。

　　一、工業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

　　工業化的準確含義是產業化，即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貨物和服務的商業性生產”的過程。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結果，不僅使第二產業產業化了，實現了大規模的生產和規模經濟，而且也使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不斷向著產業化的方向發展。從全球工業化的進程來看，不僅第二產業的制造業、運輸業、能源業、冶金業等不斷地向著規模經濟的方向發展，第一產業的農、林、牧、副、漁業等等，第三產業的金融業、保險業、教育業、零售業、飲食業等等，也都向著產業化的方向發展。

　　如果將工業化理解為產業化，即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轉向“貨物和服務的商業性生產”的過程，那么，顯然產業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因為，在這個“貨物和服務的商業性生產”的過程中，人類會不斷地發明和引進先進的科學和技術，提高貨物和服務商業性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從工業化發展的歷史不難看出，工業化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隨著科學與技術革命的發展，工業化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

　　1775年前后蒸汽機的發明，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的工業革命，也使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工業化的時代。但是，那個時候的工業化是第一代的工業化，即機械化的工業化，以機器產生的機械力代替人和家畜的自然力為主要特征。19世紀上半葉電的發明和下半葉電動機和發電機的發明，不僅解決了能量的轉換和遠距離傳送問題，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能源，而且解決了機械能和電能之間的轉換問題，從而開啟了電氣化的工業化時代，即第二代的工業化。列寧在1920年曾提出“共產主義等于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由此可見，當時電氣化對于工業化和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重大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由于武器系統如火炮、雷達、飛機、魚雷等發展的需求，使自動化技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工業化進入了第三代，即自動化的工業化。1946年，美國福特公司的機械工程師D.S.哈德首先提出用“自動化”一詞來描述發動機汽缸的自動傳送和加工過程的自動操作。1952年J.迪博爾德的《自動化》一書出版。他認為“自動化是分析、組織和控制生產過程的手段”。20世紀50年代以后，自動控制作為提高生產率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機械制造、石油、化工、冶金等行業開始廣泛應用，使自動化的工業化成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1971年微處理芯片的發明，導致工業化進入了第四代，以數字化為基本特征，走向智能化和網絡化的工業化。從那時起，數以億計的微處理芯片開始嵌入各種制造設備，計算機網絡將各種制造設備聯為一體，使生產過程不僅自動化，而且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其中，典型的代表是數字控制機床的出現。早在1952年，即商用電子計算機問世的第二年，美國柏森斯公司就以電子管元件為基礎，設計了數控裝置，試制了第一臺三坐標數控銑床，雖然體積龐大，價格昂貴，卻開辟了一個數字控制的新時代。1974年，也就是英特爾公司第一個微處理芯片問世的第三年，第五代使用微處理芯片和半導體存儲器的計算機數控裝置研制成功。

　　隨后，由于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軟件技術、網絡技術及其他新技術的發展，各種數字控制機床的性能逐步提高，品種和加工范圍不斷擴大，對智能化和網絡化的第四代工業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初，IBM開始應用計算機輔助設計(CAD)技術于產品設計。之后，計算技術對傳統的自動化技術進行了全面的數字化改造，使產品研發、設計、生產、測試、供銷等各個環節實現智能化和網絡化，也使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工業化的內涵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現代信息技術向制造業的全面滲透，不僅促進了制造業的全球化，實現了許多新的、復雜的生產技術，如“及時生產”、“全面質量控制”、“無庫存生產”、“無廢料生產”等等，而且，通過計算機集成制造(CIM)技術將企業和企業集團中各個生產和管理節點上的計算機連接在一起，構造成了一個集成化的、可以覆蓋全球的智能化和網絡化制造系統。

　　信息化使工業時代的“藍圖”和“圖紙”的概念消逝。即便是最先進的B-2轟炸機或F-22戰斗機，在設計中也沒有一張藍圖或是圖紙。所有的設計、制造說明和生產記錄都在電子文件之中，通過網絡實現共享。數以億計的零件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各種各樣的精度和要求實現“準時(just-in-time)”制造，而裝配起來卻沒有任何困難和問題。現在，一輛百萬元以上的寶馬汽車，其中電子產品的價值在70%以上，含有100個以上的微處理芯片。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足以說明什么是信息化的工業化。

　　從工業化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傳統工業化意義上的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與信息化意義下的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不是相互排斥、“有你無他”的發展過程，而是一個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過程。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是建立在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的基礎之上的，而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也需要通過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再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沒有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就不可能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和振興裝備制造業；沒有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也不可能實現。而且，唯有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才有可能促進我國信息化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加快形成和發展我國的現代產業體系。

　　從工業化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爭論我國的工業化與信息化應該孰先孰后，是沒有意義的，是對于工業化的實質和發展進程缺乏了解的表現。今天，中國要實現的工業化，一定是信息化的工業化。離開了信息化的工業化，一定是一個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難循環、低效率”為特征的粗放的、傳統的工業化。這樣的工業化道路，今天的中國還走得下去嗎？

　　二、我國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的焦點所在

　　在研究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大力推進信息化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依然是整個國民經濟的“脊梁”，極為重要。美國是世界上信息化最為先進的國家，同時，也仍然是世界制造業的第一大國。當代先進制造業的代表，航天、航空工業，微電子、計算機工業等的“龍頭老大”仍然是美國。如果沒有全球最先進的制造業，美國也不可能在信息革命中遙遙領先世界各國。1995年，中國占世界制造業的份額僅為4.6%，美國為24%，西歐各國的總和為31.2%。2006年，美國、日本、西歐、中國各占世界制造業的份額為25.5%、13.9%、26.1%和12.1%。有人估計，2020年，中國占世界制造業的份額有望升至22.4%，首次超過美國的22.2%；而2024年西歐將降至19%，日本將降至8.6%。然而，占多大比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擁有先進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制造業。

　　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之一。早在2002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已達3.6億元，占當年 GDP的 35.75%，全部工業的79.69%。我國工業增加值居世界第四位，約為美國的1/4、日本的1/2，與德國接近。但是，我國還不是制造強國，裝備制造業發展嚴重滯后。中國的制造業大部分是發達國家制造業轉移的結果，勞動密集型居多，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制造業較少。作為代表國家核心競爭力的、當代最重要的先進生產力之一，我國的裝備制造業工業增加值占制造業的比重僅1/4強，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國民經濟和高技術產業發展所需的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