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漪，儀器儀表工程技術專家。是我國儀器儀表事業的創始人之一，分析儀器行業的主要創始人和學術帶頭人。６０年代主持完成了我國第一臺大型同位素質譜計和色相色譜儀。８０年代在組織領導我國重點工程３０／６０萬千瓦發電站中，運用系統工程方法成功的完成全廠總體監控系統的設計與投入運行作出樣板，為促進我國工業儀表產品的制造水平作出突出貢獻。

朱良漪，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５日出生于江蘇省揚州市，１９３８年進入北平燕京大學理學院工預系（機械專業）學習，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珍珠港日美開戰時輟學，１９４３年５月復學繼續完成學業，１９４４年畢業于成都燕京大學物理系。１９４７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究生院學習，主修內燃機工程，副修工業工程，１９４９年春獲該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并通過了進修博士資格考試。

朱良漪是我國儀器儀表行業、自動化控制技術行業最早和始終不渝的開拓者之一，是分析儀器行業的主要創始人，也是不斷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的突出貢獻不僅是在分析儀器、自動化儀表及工程和工業工程三大領域中的工程實踐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他的指導和帶領下，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材。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發展我國儀器儀表和自動控制技術方面的具有戰略意義的觀點和論述。

朱良漪從１９５５年我國第一次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開始便以儀器儀表專家身份多次參加國家科委的科學技術規劃；電子振興計劃和“八六三”高科技規劃，并從１９７８年起連續三屆一直擔任國家發明獎勵評審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成員。在培養科技人才方面也是不惜精力，分別在天津大學、廈門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化工學院、冶金機電學院任兼職教授，他不但做儀表與自動化方面的專題講座還親自指導碩士研究生論文和負責承擔科研課題，他還是中國自動化學會和中國儀器儀表學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

（一）

他以十六年（１９５９—１９７５）的時間從平地開始籌建與指導設計了原蘇聯承諾援建的中國規模最大的分析儀器廠—北京分析儀器廠。在專家來華不足十個月就撤走后，承擔起全面的技術負責人的職責。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提出“邊基建、邊試制培訓和邊生產”的建廠方針，親自領導新產品的研制。他組織了當時國內有可能借助的力量，使廠內廠外相結合，在短短五年內，不但工廠建成并投產，還完成了我國第一臺大型同位素分析質譜計（國家儀表新產品一等獎），氣相色譜儀（國家儀表新產品二等獎），核磁共振波譜儀，紅外氣體分析儀，磁性氧量計（國家儀表新產品四等獎），和熱導式分析儀等六大系列十多種規格的產品，為我國核技術和石油化工、冶金、電力等工業提供了新一代的科研分析裝備，從而奠定了發展我國現代化分析儀器的基礎并填補了空白。在新產品開發上，他不拘一格，勇于創新，善于把掌握分析機理與關鍵部件攻關相結合。通過特殊工藝攻關推動技術進步并改進工廠的工藝裝備，同時培養出一大批有理論、有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梯隊。在他領導并直接參與下，研制我國第一臺同位素分析質譜計的全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攻關、不斷突破技術難題 而最終成功的過程。他率領了數十名青年科技人員和不少青年工匠，陸續攻破精密機械加工、特種焊接與封接、真空獲得、測量與檢漏技術、微弱電、磁參數測量技術、高穩定度供電系統、電子光學與離子光學技術以及同位素分析應用技術，這些基礎技術的突破，朱良漪為我國發展質譜儀器以及其它分析儀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他對待任何事物都習慣用他自己所說的Ｘ—Ｙ矩陣分析方法。他在《發展成分分析儀器的幾個問題的商榷》（刊于１９６３年《計量技術與儀器制造》１卷２期）一文中早就提出：

（１）分析測試技術將與催化、鏈式反應、聚合反應、有機分子活化等高科技發展前景有密切影響，因而提出在我國要努力實現“分析技術儀表化與分析儀器自動化（在線）乃是解決科學技術與生產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２）建議要按物性特征與分析手段對照來規劃我國分析儀器品種型譜系列的方法，以及分析儀器的零部件通用化與單元組合化等措施；

（３）盡早發展全譜分離與高靈敏度檢測器和快速電子計算機相結合的新一代分析儀器的結構設計前景；

（４）以物質成分和結構為第一性的微觀信號來指導以物化生產過程調節系統為第二性的環境與熱工參量將是生產過程自動化的未來。

這些觀點和思想，在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有力地指導并推動了我國分析儀器的發展。３０年前，他所提出的論點，實際上是綜合了分析化學、物理學、電子計算機技術和分析應用技術的先進成果，引導出現代分析科學這一科技領域的新概念。時至今日，國際分析技術發展的事實證明，這一論點是完全正確的。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沖擊下并沒有扼甥對發展分析儀器的熱忱，在條件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他還是認真負責地組織攻關，開拓一些有特色的產品：如四極質譜儀、比表面積分析儀等。離開北京分析儀器廠后，他又被推選為質譜學會和分析儀器學會的帶頭人，繼續致力于分析儀器行業的發展。１９８５年他在中國儀器儀表學會理事擴大會上又以“挑戰和對策——我們一定要把加速發展分析儀器的重任挑起來”為題，結合國際科技發展規律與新動向，闡述了他對分析儀器發展與新技術革命的重要關系和應采取的戰略技術路線。１９８７年起他雖已退休，但仍然活躍于分析儀器行業，參加國際學術交流與國家重點新產品科研開發工作，協助有關分析儀器廠投入開發流程質譜、離子色譜和高效毛細管電泳儀等課題的科研工作。

（二）

在自動化技術工作方面，１９５６年他以在儀表局任技術處負責人的身分，積極參與了對上海地區的儀表行業的組建規劃和改造，特別是制定了按專業化協作原則組建儀表專用元件和材料的生產，改變大華電表廠轉向記錄儀生產和建議集中人才成立上海儀器儀表科學研究所等措施。１９５７年后，他不顧被錯劃成“右派”的精神壓抑，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儀器組秘書室一個工作人員的身分，組織當時鋼、電、煤、化、油等五大使用部門的科技設計人員與儀器生產科研人員相結合。于１９５８年在上海召開了“５４０６會議，從而奠定了我國自動化儀表品種發展向標準化、通用化、系列化、單元組合化與控制對象典型化的道路邁進，改變多頭繁雜的品種需要轉向有條理的型譜系列生產，把有限的生產力組織起來解決當時國民經濟建設的多種迫切需要。這一戰略方針大大提高了當時我國在被技術封鎖下自動化儀表的裝備能力，一直延續到８０年代初期。

１９７５年，他調任北京市自動化工業公司總工程師，不久便負責起主持當時在房山引進的三十萬噸乙烯儀表及自控系統的工程翻版會戰。在國內應開發的２６４個新產品中，在他直接領導下，積極利用全國和本地區的科研力量，調整改造了北京市有關直屬及區屬工廠，承擔并完成了近半數的新產品科研任務，從而也就為北京市自動化工業奠定了基礎。通過主持這一工程的翻版會戰，１９７７年在《自動化技術》上發表《洋為中用，走中國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對三十萬噸乙烯裝置中的儀表與自動控制系統的初步分析》及１９７８年在《工業儀表與自動化裝置》上發表《必須積極展開系統工程學的研究》的論文，都是我國最早提出用系統思維方法實現控制工程整體優化概念設計的重要論述。

１９８２年起，他在國家儀表總局時又被委派承擔起國家十二項重點建設工程之一，引進大型（３００ＭＷ和６００ＭＷ）火電機組中的成套儀表與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技術總負責。面對這一艱難任務，他提出組織國家隊攻關和“以重點工程帶系統，以系統帶儀表”的總綱領設想。通過與２６個國外廠商以多種技術引進形式簽訂了３３項合同，涉及國內４０多個工廠和研究單位，派出幾百名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出國培訓，終于以７年的時間使山東省石橫和安徽省平圩兩個電廠三臺機組全部投入運行，把我國電站自動化儀表和系統裝備水平達到了８０年代國際水平。與引進技術同時，通過消化吸收與開發國產化，也有利于帶動冶金、化工等行業的自動化裝備水平。他始終堅持了刻苦的務實精神，帶頭深入現場，及時發現問題，調動國內外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共同克服困難，發揮了卓越的組織才能。

１９９１年，國家教育委員會表彰他和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的教師們一道在“大型汽輪發電機組狀態監測系統”課題上作出的重大貢獻，授與他科學進步二等獎的榮譽。

（三）

在工業工程方面，他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其實，早在五十年代，他就運用他在國外所學習到的新學科—工業工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知識為天津自行車廠的改型改造，設計了全廠流水生產線。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以很少的投資，使電鍍、烤漆、焊接、熱處理和裝配調校等環節的質量大幅度地提高，產量增長了近十倍，贏得了聲譽。同時，他在作業計劃、生產能力查定、統計分析與管理等方面在《機械工業》與《中國工業》等雜志上發表過多篇論文。不過，由于當時社會輿論并不理解現代化工業管理是屬于跨學科的新興技術科學范疇，在“重技術輕管理”的錯誤認識下得不到應有發展。直到７０年代末“四人幫”倒臺，實行開放政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后才得到扭轉。這就是為什么他在機械工業老專家沈鴻副部長的動員下，重新擔當起《中國大百科全書·機械工程卷·管理工程篇》的主編和９０年代起又被推選為機械電子部科學技術咨詢委員會“ＩＥ”專業委員會主任一職。他以“老驥伏櫪”的奉獻精神，組織一批老中輕三結合的隊伍，為國家重點工廠用“ＩＥ”的方式方法試行診斷與綜合治理。

朱良漪的學術特征是基礎寬厚，兼具理、工和管理三者之長；工作作風嚴謹而不失靈活；對新生事物敏感而又敢于接受挑戰。他對工作始終是鍥而不舍一抓到底，善于團結和啟發多層次、多行業的科技人員一起合作。他一貫主張必須掌握第